面对私家侦探在长沙的涌现，长沙市民如何看待这一新鲜事物呢？记者带着这一疑问采访了各界人士。

　　赞成观点：私家侦探可以成为政府管理社会职能的补充。

　　彭女士（长沙市某医院护士长）：私家侦探对帮助弱势群体的妇女维权有很大的作用，我对此有深切的体会。去年与丈夫离婚时，我明明知道他与株洲一女子有婚外性行为，且有长期来往，但苦于没有证据，而且他背着我私下转移了大量存款，但离婚时，这笔被隐瞒的存款都归了他。因为拿不出证据，法院没法维护我应得的权利。现在像我这样的弱势妇女太多了，如果有私家侦探介入取证，肯定会对维权有帮助。

　　程国民（长沙市雨花区一私企业主）：对于我们这些私人企业来说，最头痛的是债务问题。长沙市×××公司（私人企业）欠我30万元已3年多了，法院判决其限期兑付，但这家公司的老板说没钱，法院也拿他没办法，因为该公司的房子是租的，又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扣压。我明明知道这个老板有钱，但法院不去调查，我也拿不出证据，实在没办法讨回这笔欠款。因此，我认为私家侦探出现在长沙是一件好事，对私企的债务取证问题能承担起法院不能起到的作用。

　　唐春华（长沙市开福区武装部干部）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、完善，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，如何与时俱进地保护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，已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。但与客观需求相矛盾的是，公、检、法机关对公权范围的维护尚且顾及不暇，对私人权利救济有时更显得无能为力，“公力救济”资源的有限性并不能确保每个企业和个人的权利得到足够的保护。因此，私家侦探的出现未免不是一件好事，能弥补公开权力体系不足的一面，对社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。

　　受访的赞成者都认为，我国《民法》规定的过错原则、赔偿原则，谁来举证？当事人往往是受伤害的弱势群体，国家公诉机关、侦查机关不会介入此类调查、举证，私家侦探恰恰可能完成其调查举证。即便在刑事案件中，公诉机关没有侦查、调查出来的事实，也可由私家侦探对其进行完善，达到惩治犯罪的作用。私家侦探以商业方式介入社会法治秩序，应当可以成为政府管理社会职能的补充。反对观点：侵犯隐私权，危及国家安全

　　杨传爱（平安保险公司职工）：对于公众而言，法律赋予每一名公民以隐私权，这种权利是神圣的、不可侵犯的。如果私家侦探出于利益目的而对他人进行跟踪、盯梢和偷拍，无疑妨碍了被跟踪人的正当的生活自由，同时也侵犯和践踏了他（或她）的隐私权。如果任由私家侦探泛滥，社会民众有何隐私可言呢？在法治社会，私家侦探的出现显然有害无益。

　　黎伟清（长沙市三湘法律服务所主任）：作为私家侦探，首先要懂法律，这是最起码的业务素质要求。但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私家侦探又有多少懂法律呢？就拿文中提到的吴某来说吧，他的名片上印着“中国扫黄第一人”，“打黄扫非”是政法机关的法定职责，你一个民间人士怎能将婚姻中的婚外情现象视作“黄”呢？再说，把国徽印在私人名片上，显然践踏了宪法赋予国徽的神圣和庄严！一介十足的法盲！你能指望他合法地从事私家侦探事务吗？因此，私家侦探并非某些人所说的那般“有社会积极意义”，因为这种特殊的职业注定其行为与法律背道而驰，甚至践踏法律。公安部明令取缔民间调查机构之类的私家侦探，也正是基于对法治精神的维护，这一措施无疑是正确的、有前瞻性的。

　　魏剑美（湖南师大教授）：私家侦探的存在和发展，会从客观上混淆人们所应树立的正确思想观念和人生价值观念，扰乱司法机关正常的执法活动，激化社会矛盾，其弊远大于利。

　　反对者普遍认为，侦查权具有权威性、强制性，是一种属于国家、公共的权力，一旦被滥用，就会侵犯个人稳私，甚至会危及公共安全。同时我国宪法要求不论任何组织和公民个人都不得违法行事，私人侦探跟踪、盯梢等活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，均属违法行为，直接侵犯了公民、团体合法权益，也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在目前，不少地方的一些黑恶势力犯罪不断见诸报端，一旦这些势力利用了这种宽泛的侦查权，也会披上合法的外衣与社会正义作对。